电信运营商“反内卷”落地" alt="500" />
作者／ IT时报 郝俊慧
编辑／ 孙妍
7月31日，三大通信运营商同步发布公告，8月1日起全面关停电商、短视频等第三方互联网售卡渠道。用户仅可通过官方App或官网办理号卡，19元200G、9元100G的低价流量卡一夜消失。
官方称此举是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但网友担忧：像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以及高校学生的通信成本会不会上涨？数字时代基础服务成本到底谁来承担？
8月6日，上海交通广播《有请发言人》主持人任重与《IT时报》主编郝俊慧、律师刘春泉，就此展开讨论。
“低价卡”陷阱与产业内卷
任重：这次三大运营商在同一天几乎用一模一样的措辞发布渠道通知，关停第三方售卡渠道，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
郝俊慧：这不是突发事件，而是靴子落地。从2026年1月开始，工信部和运营商已经陆续发出多份通知，对线上号卡渠道进行整顿，比如跨省售卡、跨省激活被全面禁止，电话卡激活必须在收货省份内完成，一旦尝试跨省激活，系统会直接强制拦截，并对套餐流量上限做限制。
这次全面关停，是延续了大概半年的政策落地。
原因也蛮简单的。以往第三方渠道销售的“19元200G”“9元100G”的号卡，背后都藏着陷阱：有的可能前三个月是19元，后面会涨到39元，如果你不想要了，它设置了高额违约金，不想付违约金，你就得用满两年；第二，这个200G也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200G，可能里面只有30G通用流量，剩下170G是定向流量，只能用于某些固定App。
因此，这些卡近几年投诉非常多，有的投诉虚假宣传，有的因第三方渠道商管理不严，容易出现用户信息泄露，还有“假实名制”——表面上实名认证了，但实名的信息并不是真正使用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运营商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反内卷”，工信部三令五申行业要反对不理性竞争。三大运营商竞争了这么多年，一些地方分公司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推出特别便宜的号卡套餐，通过互联网渠道跨省卖到其他区域，抢占市场。
之前，一些省份为了冲业绩，通过第三方渠道向全国低价倾销流量卡。这些卡被卖到其他省份后，大量消耗当地网络资源。但即使是同一家电信运营商，也需要在不同省公司之间进行内部结算，结果是发卡省公司需要向外省支付巨额结算费用。
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这是典型的“内耗”。可对某个地方公司而言，“拉新”考核是近在眼前的压力，所以只能先想办法完成再说。
安全管理和价格管理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从今年1月开始，已经不允许跨省售卡了。
任重：也就是说，这类超低价卡是部分地方运营商为完成考核指标而催生的畸形产物。那么，这种不理性竞争会带来什么后果？
郝俊慧：三大运营商竞争多年，考核指标层层下压，对整个行业伤害很大。比如说“剪刀差”，人均流量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产业收入增长却几乎停滞，连中国移动都出现了季度利润负增长。不理性竞争把产业价值消解掉了，这也是近两年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反复强调“反内卷”的原因。它甚至影响了电信运营商对6G的态度，最近我们发现，大家对6G都非常冷静和克制，因为5G的投入还远未收回。
伤害还会传导给用户。我们平时接到的大量营销、诈骗电话，很多就出在网上办理的假实名制卡上，表面实名，实际使用者另有其人。互联网公司的拉新优惠，也常被这类号卡批量薅走，这些隐形损失最终都会摊回到市场和消费者身上。
三家同步行动，是否有法律风险？
任重：从公告到实施只有一两天，几乎没有缓冲期，这也是外界质疑变相涨价的一个由头。
郝俊慧：单看这份通知的时间确实只有一天，不过从年初到现在，电信运营商其实已经连发七份文件，7月31日的公告是最终由点及面的执行指令，行业内部和渠道商都比较清楚。
这次公告发布到执行的时间看似很短，一方面是内部时间节点可能之前就定了，另一方面也有顾虑，拖得太久，现有号卡容易被哄抢、大量沉淀在渠道里，反而给管理和安全埋下隐患。
但在公众看来，由于大家并不会一直关注通信行业的新闻，所以会感觉比较突然。
任重：三家在同一时间发布几乎相同的渠道禁令，会不会构成违规？
刘春泉：三家运营商在同一天采取同一个市场行动，在法律上是很不妥当的。不论业内此前如何准备、沟通，对外毕竟是在同一时间节点采取了同一个动作。
我看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六条，构成垄断协议。垄断协议不一定要签一纸协议，它指的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三家共同的市场协同，就落在这个范畴里。
如今老百姓法律意识很高，心里都有一杆秤。
任重：这类风险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刘春泉：反垄断的罚款是按上一年销售额的1%至10%计算的，此前阿里被罚180多亿元，上海也有企业被罚没50多亿元，高通当年被罚60多亿元，以运营商的体量，那会是天文数字。所以任何一个细节都要反复预判和防范。
“保障用户信息安全”这个理由，本身无可反驳，但它不是万能的，法律上要讲因果关系。代理商渠道把卡卖便宜了，影响了正常套餐价格，你把渠道关掉，再对外说是为了信息安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很难让人信服。
渠道卖出去的卡若被用于违法犯罪，说到底是运营商自己没管好，哪怕只卖一块钱，也要保证它合法合规，这些是推出产品之前就该解决的，而不该成为事后一刀切的理由。
特殊群体的通信成本需保障
任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户外主播、大学生等，都很依赖低价大流量卡。低价流量卡一旦停售，他们的通信成本会明显上升。今后会不会有针对性的套餐？
郝俊慧：这是个好方向。大学生一直有校园卡，一个月二三十元、流量很多，但它只在校园出售，凭学生证办理，身份明确。这种模式完全可以平移到骑手、主播这些对大流量、高带宽有需求的群体，关键是发放渠道和身份认证怎么设计。比如运营商可以和外卖、网约车平台合作，做成集团号卡，作为平台给骑手、司机的福利，注册即可申领，享受特殊资费，但这也需要平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愿意承担一定的补贴和系统设置成本。
从操作上来看，这类政企服务，运营商一直都有，并不难。
任重：说到底，这场关停要回答的，或许不只是价格问题。
郝俊慧：是的。价格从来不是唯一答案。从绝对值看，一个月39元的套餐真的贵吗？核心问题在于用户觉得这钱我花得值不值。
三大运营商今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了“Token经营”，以前卖流量，以后卖AI服务。能不能让消费者愿意为AI应用买单，这条新的增收曲线能否真正拉起来，是电信运营商当前最需要考虑的。
我期待一年之后，大家不再纠结套餐多少钱，只关心AI服务质量好不好。
刘春泉：运营商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容易，中国的运营商已经是全世界套餐最多、销售最复杂的了。但这次同步行动的法律风险值得认真评估，建议运营商给特殊群体留出缓冲期或替代方案，这才是负责任的企业担当。整治乱象的方向是对的，但方式和节奏可以更周全。
排版／ 季嘉颖
图片／ 第一财经广播 AI生成 东方IC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