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最近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很受欢迎。电影本身本号前两天已经评论过，这里我借这股风潮，谈谈我最近接触到的，本地人海外谋生的一些当下经验。正好和我上一次下南洋的文《当年给阿嬷的情书，如何治愈我们对未来的忧虑?》形成一个古今联动。
我们说电影当然源于生活，很多人都能看出《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原型大概发生在何时何地。但电影终究是生活的浪漫化，是往日时光的回响再塑。经过几十年社会变迁，国人的海外谋生如今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尤其在本地，素来有外出打拼的传统，小吃业主更是号称走遍世界，早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经验做法。
时过境迁，如今那种人们津津乐道的冒险奇谭，混乱与暴利同在的开拓时代已走向终结。一方面，经过多年摸索，国人出海的一切运营模式都已颇有章法，正规化、常态化。另一方面，便是竞争日益充分，超额利润的空间持续压缩。
当然，海外终究不是国内，各方面的磨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依然不少，换而言之，这也导致还有不少机会能多赚，风险和收益永远是对等的。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访谈的对象，有三个半吧。之所以有半个，是因为其中一个不是我直接交流的，是通过家人间接了解的。
第一位是我们隔壁镇子的乡民，家里生了两个孩子，开销大，老婆也全职在家带孩子。正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他原本在乡下做辅警，家里还能靠老爹帮衬。现在老爹的生意也很不好，辅警管得严，事情繁杂，待遇也不高。正好他姐在国外有家店，就辞职出去帮工，有自己人照应，工资待遇也说得过去。
第二位是我堂弟，也就是我说的半个，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我妈和她妈的日常交流，所以算半个吧。我老家也是老海外务工地区了，本地人管出国打工叫番客，正儿八经的下南洋老词。
我三叔说起来还是乡下小学的校长呢，但我堂弟读书确实不行，刚成年就去美国打工了。一开始在中餐馆做厨子，现在在寿司屋捏寿司（一般来说，正统美国寿司其实是中国人做的，就跟美国佬的中餐和我们的中餐，我们的面包和正经法棍不是一回事一样）。年前我婶说堂弟总算有对象了，是我们市另一个区的，也是在店里帮工，以后家里再帮衬一些，就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夫妻店了，可喜可贺。
第三位是我发小，也是我文章里的常客了，神似丰臣秀吉那位。我以前也介绍过，他原来跟着老爹一起做建筑业，给烂尾楼供应水泥。这些年房地产不景气，他已经好几年没开张了，父母前两年也陆续过世了，勉强娶个老婆，结果是个试图化债的，后来也跑了，如今是真·孑然一身。
严格说，他还没有出国谋生，是搭了我们同乡同行的路子，去菲律宾一带考察新业务，准备转行卖基建设备。他家两代人确实攒了一些家业，但毕竟也才中年，这两年说得好听叫游山玩水，还不是坐吃山空，也是尽量想办法要中年再就业。
第四位，是我这里一位老村书记，五十出头，两个子女都结婚了。他虽然是村干部，主业其实是林业和做小工程。这些年木材生意不好做，乡镇的基建工程，想要回款也很困难。他那个村也很偏远，全村只剩几十个留守老人，他作为村干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改善这种情况。
结果，他不知从哪里搭的线，居然要去开拓非洲，说是继续做木材生意。这倒是挺成熟的一个生意，二十年前我就知道，大量非洲硬木进口到国内。
和前几位孤身闯荡不同，他不只自己走，老婆、儿子、儿媳都带走了，就把女儿丢给女婿，反正是嫁出去了。前脚他辞职一通过，后脚就全家直接飞奔津巴布韦了。就是那个钞票金额是天文数字的国家，听他说，那边中国人还挺多，竞争激烈，他去得已经算晚了。
客观说，现在国内大环境全方位的竞争激烈，尤其是行业快速升级转型，很多传统产业已经难以为继，年轻人的工作尚且不好做，中年失业再就业，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出身的，确实是困难，几乎只能流入服务业，这碗饭也真不好端。一直以来，不少人把出国看作一条出路，特别是在我们福建，这确实是一条老路子了，相当于当代的下南洋了。
我介绍的这四位，处境、立场、职业目标，其实也正好覆盖了底层打工人、中层经销商和小企业主三个层面。他们当然谈不上高大上，甚至除了我堂弟，剩下三位都不会外语，真就是白板出国，和那些真正开拓海外的企业家没法比，但这样的真·普通人也算比较接地气吧。限于篇幅，本文先主要讲前两位。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也是外出谋生的首要问题，怎么样才能多赚钱？本地乡民和我堂弟的看法是，如今出国如果只是指望出卖劳动力，缺乏技术含量的话，实际上并不比国内强多少，更多就是混口饭而已。我婶也觉得我堂弟在美国赚得不多，养活自己都有点费劲，结婚还要家里接济，和过去的番客还能支援家里完全不一样。反正我叔也不指望儿子养活，靠教师的退休金是够了。
当然，我这个反馈主要是基于本地特色的小吃业。我们这儿的小吃业主尝试出国创业已经有好些年了，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去外国开小吃店，我指的是正经开店，不是去某些园区搞配套后勤，比如在东南亚开小吃店，和在一些二线城市开店比，业主的成本，给员工的工资待遇其实差不太多。
既然差不多，为什么不留在国内？主要是国内餐饮这个行当竞争太激烈了。特别是沙县小吃这种比较老旧的门店模式，同态竞争如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小店主自主经营的一代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一些有积累的业主，一边试图搞品类更新，推动一些传统小吃的预制化；一边试图搞模式升级，也就是所谓旗舰店甚至酒楼模式。
但这两种模式带来的是成本大幅上升。品类升级扩展，要和配料商合作，改线建厂。旗舰店一般是大店，要选在热门地段，一家店可能二三百平，成本动辄几百万。这两件事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已经涉及金融操作了。剩下的一些老业主，还在坚持传统模式，其实就赚个辛苦钱，营收如今也很难说稳定，老把式翻车的情况也挺常见的。
从本地生态来说，我们这去外国开店，主要还是配套国人社区，没有太指望做外国人的生意。
当然，大家印象中的出海天然是和冒险联系在一起的。混乱会催生暴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比如早期出国做餐饮，特别有名的，就是伊拉克战争时期，两个深圳年轻人在美军基地卖盒饭，到萨达姆倒台，正好赚了三百万回国，回来还写了一本《在死神脚下揾钱》，那家餐厅就叫中国龙。
同样，在世界上的混乱地区，包括国人在内的边缘人群，他们的营生不少是带有灰色性质的。这些人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确实能搞出五十刀一份套餐饭，吃起来不眨眼的。实际上，在混乱中能供应后勤，和供应军火是没太大区别的，都是支持暴利产业的关键一环，由此附带分享暴利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大家传统上总是把出海谋生看作淘金，当作一种冒险奇谭的浪漫化来源。
不过，时过境迁，如今我们谈的已经是正儿八经的生意，是在有序稳定的地方进行常规化经营。具体来说，我说的是赚人民币花人民币的事，这和过去指望赚美元花人民币是不一样的。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我堂弟代表的，是传统的，国人到西方人掌握秩序的地方，为西方世界服务。而我今天要谈的是，其实是国人在中国主导秩序的部分海外地区，为国人服务。这是这些年来，国人海外谋生的一大变化。
这些年国人海外业务经过高度延伸，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中国人社区，大量的中资项目，工厂在海外长期运转，都是中国胃，都需要国内的餐饮配套。从逻辑上说，像小吃这种平价速食餐饮，固定的人流量模式，比如大型工厂、学校这种带有独立社区的环境，是最理想的营业环境。
随着国内餐饮业经营成本的不断上涨，竞争白热化，海外经营反而走向常态化、正规化。传统的安全风险虽然大大下降了，但各方面竞争也充分起来，暴利的空间逐渐消失，更多只能靠走量赚辛苦钱了。
形势变化下，传统海外务工的一个老经验，也就是赚美元花人民币的模式也持续不下去了。传统海外务工一个盈利点是汇率差，算上汇率差，我们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和海外劳动力价格的差异是巨大的，在八九十年代，去发达国家洗两年盘子就号称能赚到半辈子赚不到的钱。
汇率差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优势地位的一种体现。西方社会从殖民时代以来，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轻易就能得到大量的廉价资源，充沛的外来劳动力，又赶上中国提供了天量的廉价工业品，确实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西方社会的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充分的社会福利，拥有很低的生活成本，中低端劳动则可以直接丢给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国人在内，第三世界输出的劳工可以通过抱团取暖尽量压低生活成本，因为发展差距太大，甚至连这种生活往往也比在本国好很多。这些打工人不需要太复杂的技能，只要从事很低端的劳动，通过把攒下的钱寄回国内，就具备了巨大的购买力优势。等他们站稳脚跟，再把国内亲戚接应过去，形成一个稳定的人员流出和资金流入，等到老了干不动了，就可以回国享福了。
这种状态其实很不好，第三世界国家看似赚取了侨汇，老百姓得了实惠，其实是贱卖了劳动力，是一种被收割的体现。这是建立在两个世界长期的不平等之上，维持的基础是在发达国家的掠夺打压下，第三世界长期落后导致的就业不充分。
但是现在情况彻底变了，像开头说的，我堂弟在美国干了十年，没攒下什么钱，不能反哺家庭，反而还要父母操心结婚和开店。
据我的观察，我堂弟的生活和老一辈的海外打工人是不一样的。客观来说，由于餐饮业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长，必然要限制从业者的日常消费，干这行必然能攒点钱，或者说你会忙到平时没时间花钱。但我堂弟显然不可能像老一辈一样，完全化身为攒钱机器，主动压缩自己的一切非必要支出，只为了回国置产，养育家庭。或者说，从期望上，我叔婶还是指望我堂弟结婚后，就能收心，变成一个传统的养家男人。但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大洋彼岸一个美好的幻想。
他同样要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尽量更新潮流产品，甚至要想办法进行短期度假，毕竟他父母不在身边，亲戚也没办法完全掌控他。老一辈的打工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绝缘于发达国家的消费环境的，而像我堂弟就不会，在消费主义社会文化的熏陶下，他是那种有机会花钱就会大手大脚的人。
从更长期来看，我堂弟已经在美国干了十多年了，但他将来会回国吗？起码短期来说我觉得不会。他回国干什么？继续做餐饮？现在国内的餐饮竞争如此激烈。不干这行，他又能干什么呢？现在没有丰富经验的话，开店创业是一个有极高风险，很容易败家的事情。但叫他回国啃老本，先不说他没有老本，就算回来啃老，他这么多年生活圈都在那边，回来环境又陌生，能习惯吗？
从这个角度看，我堂弟最终要变成一个美国人，这当然也是我叔那代人的追求。但堂弟这代可能的新移民，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认清美国现在的真实生活。这两年，从中美小红书对账到斩杀线讨论，很多人都已经明白，在美国，你怎么生活其实是被规划好的事情，不是你靠自律就能轻易打破它那套对内压榨体系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随着西方的整体衰退，包括去工业化带来的岗位持续减少，西方社会的对内压榨在不断收紧，海外资源的流入也在减少。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的基础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是必然的，新一代海外打工人也必须要直面这一点。
就算你忍受了这些，你也不好找活了。毕竟，你要和大规模失业后找不到活的当地人竞争。比如那些铁锈带的穷白人，其实也能吃苦。更不用说，还有比当代国人更吃苦耐劳的墨西哥老哥。哪怕你读书再好一点，出国做码农，那你也要面对印度老哥的来势汹汹和拉帮结派。随着东西方对立的持续，排华的阴云也已经在西方世界的天际隐隐可见。所以，这两年的新闻也在说海外就业困难，签证收紧，就业门槛变高，留学生回国的比例在不断提升。
当下国内的生活水平已经不次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方面是要反超的。就像今年的欧洲空调危机，简直像第三世界的新闻。如今的年轻人，再去西方充当廉价劳动力，既没必要，也没法吃这个苦。都是出海打工，咱还不如去中资公司的海外项目，好歹身份还光鲜一点。
中外的汇率差用不了多少年也必然维持不住了。我国几十年来通过压低本币汇率来保出口，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由之路。但随着国内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全球布局，大量的海外资源输入国内，当下的中国其实已经是一个准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通过技术优势，而非人力和资源优势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
现实中，以工农业产品的人均占比来说，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并不低，汇率差已经不能体现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实际生活差异。西方社会的持续衰退，也必然导致本币实际购买力下降，无力维持高汇率。一方面，西方购买力的不断衰退，必然影响出口。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国内的生活水平，国内也必须大量输入第三世界的初级产品，甚至是劳动力。
而国内产能转移到海外后，中低端工业产品也要二次输入。这些都会迫使国内同样无法维持本币的低汇率。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在日本辛辛苦苦打工，最后一算账，吃喝拉撒睡扣掉，没剩什么钱不说，好像和在上海、深圳，甚至是武汉、西安上班，没有太大区别。
当然，这些都是从宏大叙事来说。具体到我们县城，为什么去打工，还不是因为在县城真的没地方赚钱。
当下，国内的初级劳动力价格，特别是我们小县城的劳动力价钱，按单位时长是不高的。而且由于没有大的产业，本地居民也少，在我们这种县城，岗位有限，你就是想卖力气，可做的活计也不多。
像我们本地水饺厂的女工，主要是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做零工，还是挺受欢迎的。但女工坐着包一斤水饺给两块钱，一天包一百斤，也才两百，时间一长，腰背、手指都要受罪。至于说为什么不用自动化流水线淘汰家庭妇女，这当然也是迟早的事。但目前来说，对中小供应商来说，使用家庭妇女还是比升级流水线划算。
国内长期以来，劳动力充裕，这当然保障了国内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就是普通劳动者靠超额工时提高收入是普遍性的，基本工资低，收入全靠加班工资撑住。这些年，人口等问题叠加，县域经济萎缩的情况已经很普遍，在老家找不到活是常态。年轻人与其跑大城市进厂去做普工，还真不如去出国打工，还多赚些自由些。更不用说，随着机器人等技术升级，普工的需求其实也在减少。
可以说，外出打工是我们县城目前除了考编之外，最重要的就业通道。反正都是出去，那去更远的地方，从国内到海外，也就不让人意外了。但是，出去之后，尤其是离开了熟悉的国内环境，离开的亲戚朋友，原有的生活圈子，置身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
相对来说，传统的海外餐饮业其实是把人束缚在一个封闭空间里，他们的社会接触是相对很少的。很多人可能出国好几年了，你问他街区之外是什么情形，他完全摸不着头脑，难得有空，还不如多刷一下短视频呢。
但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更自由，社交程度更高的工作，在海外拼搏的年轻人和当地人与社会的交流互动已经非常深入了。这样的活计，用我发小和村支书的话说，就是要狠狠割外国韭菜赚差价，这才是现在能在海外发财的路子。
在割外国韭菜这个领域，就体现了不同世代人的差异，也就是我们的第三、第四位访谈对象所讨论的问题。用我发小的话，就是这些年轻人简直堕落可耻，和美国人一样坏。当然，他在抱怨时，无法自控地充斥着震惊、不屑、嫉妒、羡慕的复杂情绪，很好体现了不同世代之间对人生态度、目标的巨大代沟。这部分的问题，限于篇幅，我们要放在下回再谈，欢迎大家关注下一篇。
这次《欢迎来龙餐馆》的上映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总之，就如我们前几天文章《《欢迎来龙餐馆》的矛盾，给今天的中国提了个醒》中所说，今时今日中国人在海外的角色是到了该重新审视讨论的时候。
几十年来，中国的海外事业以一种闷头苦干的姿态，如今已经有了巨大的规模，和我们的生活更是息息相关。国人一向自诩从不输出动乱，只是制造繁荣。这种状态，不光是因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更高些，是一种主动和被动混合的姿态，实际上并不舒服，也并非全然来自自觉。它的本质是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最大的生产者又被迫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一种必须状态。
和垄断全球秩序，使用包括战争、金融在内的强力手段掠夺超额利润的美国及其盟友相比，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里一直处于一种人畜无害打工人的定位。而这种状态，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无法维持了，西方变得越来越弱，无法维持压制群雄的超然地位，而中国也已经发展到不可能再停在打工人的位置上。这种矛盾无可调和，面对自己的无力和中国的推进，西方世界可谓敏感而愤恨，总是指责中国人在搭全球化的便车，吃西方的饭，挖西方的墙脚。但不管西方人怎么说，怎么使绊子，中国人依然是要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伴随着西方衰退，大量西方遗留的国际矛盾不断爆发，全球秩序在广泛失控。另一方面，高端工业产能进一步向中国集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升，这也需要大量的海外资源支撑。我们和第三世界的沟通交流，利益博弈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密切，也更复杂的多，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好与坏是无法简单概括的。
今后，即使我们的高道德标准仍然不变，中国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眼中也必然无法继续扮演人畜无害的中立角色了。未来怎么用我们的方式和道路扮演新的角色，这是当下的中国社会要尽快取得共识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