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黄金时代呢,黄金时代乡

　　乱世容易出大师。

　　当然咯，乱世环境本身不出产大师，也许还会绞杀甚至饿死若干大师。只是混乱变革时代，旧秩序还在崩坏、新秩序尚未定型，大家不用再复读已有共识，于是新问题新学科新思想成为可能，这是缝隙。

　　只要世界还没到生灵涂炭养不活人，那就还有土壤。这种情况下，大师们自己能从缝隙里长出来。

　　周天子衰落，各国竞争。虽然孔子之前感叹世道陵替，但各家都有了说话余地：孟子儒家说魏齐，法家商鞅走秦国，纵横家到处跑，墨子到处非攻。百家争鸣。荀子的徒弟李斯，法家的韩非，都可以在嬴政面前说话。

　　意大利诸城邦：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罗马，互相竞争。思想也不太统一，还有切萨雷·博吉亚这种枭雄。马基雅维利还要写《君主论》。那时建筑雕塑绘画学术都搞竞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布拉曼特韦罗基奥吉兰达约大师们成批量出现，拉斐尔甚至敢把先贤和今人画在一起。

　　德国三百多个邦，大学彼此竞争，研究与教学合一。哥廷根、耶拿、海德堡、柏林。教授流动，学生流动，思想竞争。马丁·路德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缉，萨克森选帝侯可以把他藏在城堡里。

　　民国承接了这种缝隙逻辑，还多了点独特的东西。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报纸、出版、大学，都是新旧文明碰撞的火花，这是土壤。因为秩序还没建立与统一，没一种思想可以一手遮天。于是鲁迅能从绍兴走到北京，在《新青年》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老舍能从伦敦寄回《老张的哲学》，不依赖任何文坛圈子。这便是缝隙。

　　相对而言，统一了的时代，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就容易趋同。所以统一时代有大学者产出丰硕的成果，但往往长于深度：论广度，往往没之前松散时代那么百花齐放。

　　沈从文湘西小兵出身，小学学历，1922年北漂。穷困潦倒，投考大学无门，疯狂写稿。郁达夫雪夜来见他，送他围巾，撰文呼吁；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顶住压力，推沈从文的作品。

　　如此沈从文是自学成才，被许多双手倾力扶持。所以他在《边城》开头颇为激昂地吐槽：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沈从文有一个学生，在西南联大听过他的课。他后来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被沈从文写信训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因为沈从文真能靠一支笔闯出来。

　　那个沈从文的学生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不严格。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

　　他说沈从文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

　　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

　　我觉得，这种无人干涉、松散、各讲各的、不严格但爱才的作风就是适合生长的缝隙。

　　这个学生自承在西南联大不用功，常不上课，但看了不少书。后来他当了作家。他说若非读了西南联大，就成不了作家。

　　这学生叫汪曾祺。

　　当然反过来说，缝隙让种子发芽，但缝隙本身也会夹伤人。同样是对民国的追忆，有些人记得自由，有些人记得饥饿。

　　钱钟书《围城》，战乱了：有背景的苏文纨可以去香港，有门路的赵辛楣可以去重庆。无锡乡贤出身的方鸿渐，老家没了，只好跟着前情敌赵辛楣去当大学老师，被辞退后回到上海，与孙柔嘉陷入拮据而压抑的婚姻生活——这已经是民国体面知识分子的处境了。

　　张爱玲《倾城之恋》，上海大家宅的白流苏，出嫁丧夫回到家里被排挤，只好铤而走险去香港和富商范柳原在一起，一度最好的前景是当范柳原的情妇，但香港战乱，她和范柳原意外地共患难，于是真成了夫妻。但张爱玲也慨叹“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这已经是上海体面人的待遇了。

　　鲁迅《彷徨》整本书都在写知识分子，然而没几个活得开心的，然而已经算体面了：他笔下的普通农民，则《彷徨》中的祥林嫂和《呐喊》中的闰土，境遇已成经典，不用再提。

　　老舍《骆驼祥子》。里头过得开心的人没几个。大学老师曹先生被学生坑害。有钱人刘四爷和女儿虎妞为了祥子反目。祥子自己是体面车夫，结果第一辆车子被拉壮丁没了，钱存一半被个侦探坑走了，结了婚因为虎妞难产家败了，自己得了病，唯一的爱人小福子被卖到窑子里自尽了，自己最后失去一切成了个混子。

　　《骆驼祥子》里一段话说得最好：

　　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所以同样的时代，有人吟咏着荷珠与双虹。

　　也有人挨饿、生病、卖身。

　　因为“雨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大概旧秩序松动的时代，思想容易自由，生活却未必自由。

　　大一统时代容易丰衣足食，但也容易众口一词。

　　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年代可以很缤纷多彩，但身处其中的人容易头晕目眩觉得时代变迁太快了有点跟不上，要到时代停滞，才意识到“啊我们以前经历过的时代还不错！”

　　所以一切听起来美好的年代，都值得审视一下：

　　赞美之辞是否出自于其中得益的人？是否出自于没经历过的、叶公好龙的人？那个年代有真的公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