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但如果批量地培养伯乐，就不愁没有自己的千里马。甚至其他国家的千里马也会挤破头来中国。高校的评价体系应当以提升“伯乐值”为核心指标，高校是培养伯乐的地方，不是培养学生的地方。指标和导向正确了，我们的尖子生就不需要出国了，人才就会自己发展到顶端。指标和导向错了，导师与自己学生抢功劳、抢成果，学生怎么可能抢得过？如果处在一个与学生抢成果的环境，出国留学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中国的基础教育不差，差在顶端的爱才如子、惜才如命、最大的喜悦和幸福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是自己学生站在讲台上而不是自己老站在讲台上的“伯乐值”。

非升即走，明摆着就是逼导师与自己的学生抢成果。

伯乐值，是评价高校唯一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任何高校排名指标。

1991年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他在该仪式上现场发言说道：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第一次：1955年归国前夕，冯・卡门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第二次：1959年，被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第三次：看到王任重《史来贺传》序言，中央组织部将他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并列为优秀党员代表。

（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集》；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官网转载1991年授奖仪式发言稿，中国科协之声公众号等对此都有记载。

参见：《“劳动人民钱学森” | 今天，更要读懂钱老的这三次热泪！》，中国科协之声，2025年4月30日。

钱老能有如此的成就，他的导师冯·卡门功不可没。但是，科技领域对一个国家具有太大的战略价值，所以，现在科技领域，美国很难再有当年冯·卡门那样的导师对待中国留学生了。

不过，数学领域不会有直接的战略价值，所以，在数学领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冯·卡门那样爱才如子、惜才如命的导师。背着破双肩包，因来晚了只能站在走廊里隔着窗户看自己学生在讲台上发言，却满眼幸福和喜悦的导师。

王虹的导师，62岁的美国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拉里·古斯（Larry Guth）

王虹多次感谢她的导师古斯，在获奖发言时因没有明确感谢北大，让很多人心里不爽。我们习惯遇到荣誉时尽可能地感谢所有人。从父母、街坊、邻居、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室友、老师、班里的班长......所有人都得感谢一遍。一个没感谢到，就认为是她不感谢。获奖发言的时间是有限的。全都感谢到的话，别人的发言感谢时间就没了。获奖的是四个人，不是只有王虹一个。

太多人在荣誉面前很不淡定。别人关心的是王虹为什么获得数学上的突破，你去说感谢小学、中学老师，数学界的人关心这个事情吗？大家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只愿听、所以你也只能去说最直接相关的人和事。

王虹获奖，其实让三个国家的人都在反思：

·  法国人在反思为什么王虹没在法国继续上博士并获得成就。原因是他们基础教育和最顶尖人才出成果环境不好。

·  美国人在反思为什么美国的基础教育与中国差这么远。原因是美国基础教育全在放羊，对基础科技能力的培养也缺乏，全在指望进入管理层和搞金融赚大钱了。

·  中国人在反思为什么顶尖人才最后会出国。原因在于缺乏伯乐。

心情沉重的是我们付出了最多，最后培养的顶尖人才却出国了。

能让我们心情稍好一点的是以上三个国家的反思可能只有中国最终有结果和改变。

中国缺古斯这样的导师吗？本质上并不缺。但为什么现实中又缺了？

中国缺人才、缺千里马吗？不仅不缺，而且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中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不差，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好的。

是谁推动制定了不合理的高校考核体制，把中国的导师逼成与自己学生抢成果，从而把中国高校锁定在只能培养基础的教育人才，而将顶尖人才逼到只能出国的？

伯乐常有，将伯乐值作为高校唯一和终极考核标准的制度不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