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核武器研制及发展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天是邓稼先逝世40周年。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刊发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陆续在显著版面报道他默默无闻奋斗28年的事迹。

　　28年，是邓稼先从1958年开始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到1986年逝世的全部光阴。自此，“邓稼先”这个长久被掩埋在历史尘烟中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为世界所知。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刊发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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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危受命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临来自外部的核威胁、核讹诈，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党中央下定决心自主研制核武器。

　　1958年，在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推荐下，邓稼先出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理论部主任，事实上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彼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外无援助，内无先例。人才、物资等条件，远不能与国外相比。摆在邓稼先和同事面前的，只有“自力更生”这一条路可走。

　　时间紧、任务重，该如何取得突破？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虽然后发，但其效率较之核大国毫不逊色，理论设计工作功不可没，而这与邓稼先高超的理论素养和战略眼光是分不开的。

　　1959年，邓稼先主持选定三个主攻方向作为理论设计的突破口，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攻关，并亲自领导其中一个组的工作。从重点问题着手，理论部一步步摸索出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原理，最终在1962年底完成并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此后，1963年9月，邓稼先与理论部的同事们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摸索，马不停蹄地全面转向氢弹理论设计。

　　1965年9月，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带队在上海开展数值演算，初步摸清了实现自持热核反应的一条可行路径。邓稼先组织理论部复核方案，并赶赴上海协同分析计算结果，最终形成了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全新氢弹设计工作方案。

　　▲1979年，邓稼先（左）身处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除理论设计的本职之外，邓稼先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待工作的方方面面。核材料的精密加工不能出丝毫差错，他就站在工人师傅身后，给师傅吃下“定心丸”。邓稼先曾经就这样陪着工人师傅站了整整一天一夜，工人换班他也不走，直到拿到合格产品。

　　邓稼先从未把自己当作领导，也不希望别人这么认为，总让同事们叫他“老邓”。同事们和他不见外，对他而言便是极大的精神安慰。

　　▲邓稼先在庆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大会的签到簿上赋诗。（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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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惧死神

　　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使邓稼先遭受了致命的放射性损伤。1985年8月6日，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能做些什么？邓稼先决定起草一份建议书，把视野放宽到“身后”。

　　他以长远眼光预判到，核大国因设计技术水平接近理论极限，可能采取限制别国核技术发展、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决策，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核事业决不能受到影响。

　　▲1986年3月邓稼先在医院和人交谈。（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向中央建言，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此时邓稼先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有时连握笔都很困难，为了克服癌症带来的病痛，他不得不坐在橡皮圈上写作。这是他拖着病体，以与时间赛跑、与生命博弈的决绝姿态，完成的最后一桩事业。

　　▲1986年6月，邓稼先在医院与来访的杨振宁合影。（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纵然身体已到极限，他心中最挂念的仍是祖国核科学事业。

　　在当天的发言中他说：“我今天虽然患疾病,但我要顽强地和病痛做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于我的希望。”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遗言是：死而无憾。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在医院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图为邓稼先和许鹿希。

　　从少时立志到负笈海外，再到学成归来，邓稼先自始至终笃定以科学为武器，为国家奉献一生。驱动他克服艰难困苦、做出巨大贡献的，正是这份无私的精神——向祖国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投身我国核武器事业的二十八载，构成了邓稼先一生最灿烂的篇章。他的不朽勋业与精神，已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为后世永远铭记。

　　来源：中国科学院大学

　　责任编辑：范思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