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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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鸣聒噪的夏天，冲突也似乎多了起来。不久前，LV与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之间的商标争议，引发了大量讨论。而在网络热议“侵权行为”时，舆论的矛头意外指向了LV的代理律所。
有人认为，品牌依法维权无可厚非，但律所作为专业机构，是否也应该考虑诉讼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些声音则直接指出，一些知名品牌在中国频繁发起知识产权诉讼，背后或许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化维权体系。
在社会舆论的集体审视下，律所、律师们在公众眼中的正面形象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疑惑：律所是从何时成为“法律打手”的？
维权产业化，批量诉讼生产“打手”标签
今年以来，大品牌起诉个体商户和街边小店的案件频频见诸报端，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律所的公众形象“转变”，一定程度上就与公众事件息息相关。
例如在LV与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争议之前，创立于广州的连锁餐饮品牌遇见小面，就在持续发起大量商标侵权诉讼。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企查查平台的公开信息，遇见小面关联公司近年来涉及大量知识产权案件，且不少案件被告为地方中小餐饮店。
*图源：企查查平台截图
另据红星资本局报道，有个体餐饮店老板曾因店名中包含“遇见”二字，被遇见小面起诉并赔偿8000元，该店铺在被迫更名后，最终因经营不善关闭。
而在最近，荣耀也因起诉售卖手机壳的电商商家，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一位深圳前网店店主在售卖7.9元全透明、无品牌标识的手机壳时，因为将“荣耀”字样置于标题前端，且未添加“适用于”等前缀，遭到38万元天价索赔。据店主个人讲述，该产品链接实际仅售出7单，销售额为30多元，这意味着其面临的索赔金额是实际销售额的一万倍。
惊蛰研究所查阅公开报道时还发现，自今年6月起，荣耀集中发起诉讼，同期密集起诉的手机壳电商商家总数已超过400家，起诉对象以中小网店为主。另据企查查平台数据显示，“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司法案件中，有57.78%案由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而在案件名称中也可以看到，除了高频出现的拼多多运营主体“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乏网店商家。
*图源：企查查平台截图
从结果来看，知名品牌、大企业针对个体餐饮老板以及中小网店店主的密集诉讼，不只是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也让“维权产业化”这种企业和律所的盈利手段，走进了公众视野。
“维权产业化”的典型特征是律所通过团队化运作，在完成证据采集后，发起批量诉讼。其核心盈利逻辑，则是在批量提交诉状的极低成本基础上，针对中小企业或个体商户缺乏知识产权防范意识和诉讼经验的弱点，以及“怕麻烦”的心理，将司法程序作为施压筹码促成和解，从而形成“诉讼-调解-营利”的商业闭环。而类似的商业纠纷，此前也屡见不鲜。
根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2021年，潼关肉夹馍协会通过外包形式委托律所，以集体商标之名，在全国批量起诉小吃店，单个门店索赔金额3万元-5万元，不缴纳高额加盟费就持续诉讼施压。后来，由于法院、市监部门介入明确制止，并且认定单纯使用地域通用食材名称不构成侵权，批量诉讼才被全面叫停。同一时期，河南多地也出现了“逍遥镇胡辣汤”的商标维权风波。更早之前，还曾出现浙江茶叶行业协会委托律所，采用钓鱼式取证、刻意制造侵权场景，起诉广州约150家中小茶行的事件。
*图源：央视网视频截图
而在近几年，知识产权相关的诉讼案件数量出现明显上升。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共计约43万件，而在2025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了55万件。此外，2025年依法驳回起诉的案件数量达到2331件，司法处罚694件，其中就包含“规模化维权”产生的非正常批量诉讼。
因此，无论是从行业数据还是舆论观感而言，维权产业化的确已经成为部分律所的营利手段，而由此产生的负面舆情导致其被公众贴上了“法律打手”标签。
铁打的律所，流水的生意
在公众眼里，律师向来属于高收入群体。也因为这种群体共识，让越来越多民众认识到“维权产业化”的商业闭环后，加深了对律所以及律师职业的负面印象。但是仅从收入情况来说，律所们的这两年或许并不好过。
根据美国法律媒体ALM旗下最新发布的“The Global 200”榜单显示，2025年入围的10家中国律所中，有5家总创收较上年度下滑，8家排名下滑。其中，德恒、君合、中伦等多家知名律所创收排名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而在中国营收最高的45家律所中，超过65%的律所出现收入下滑。这一行业趋势，很大程度上与行业的规模化扩张有关。
*图源：Law.com网页截图
司法部在2025年9月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执业律师人数已达83万人，较前一年同期的75万人，增加了8万人，增幅达到10.7%；2025年，律师事务所数量为4.5万家，对比前一年的4.1万家，增幅同样超过10%。而执业律师与律所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了行业的竞争氛围。
“感觉现在法律领域赚钱越来越难了。”上海某律所负责人葛峰告诉惊蛰研究所，近几年企业在法律服务方面的预算明显减少，“五年前，小微企业聘用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费用标准是3万元，但如今价格下降到了1万元-2万元。就是这个价格，小微企业还会觉得贵。”
葛峰透露，去年行业头部律所盈科人均创收55万元左右，大成律师事务所的人均创收是44万元。按照一年12个月计算，头部律所单人单月创收为3万元-5万元，如果再扣除30%左右的取证、差旅成本，实际单人单月毛利仅为1万元-3.33万元。
他还特别提到，虽然最近有大量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吸引了社会关注，但单个案件能够产生的收入并不高。“现在的行业环境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判赔额度明显降低。比如五年前涉及文字作品侵权的赔偿额度，可以判到一字一元，现在普遍降低到一篇500元，相当于每个字3毛到5毛钱。”
葛峰还用遇见小面的例子给惊蛰研究所算了一笔账：遇见小面的赔偿金额大概是每家2万元，就算按照1000家侵权赔偿计算，总金额能够达到2000万元，律所拿30%提成，也就是600万元，再扣除30%的成本，律所最后的实际毛利能够达到200万元。但是律师的精力有限，一名律师一年最多处理50个案子，以此计算，处理1000个案子至少需要20名律师，而“20名执业律师一年毛利200万元”的收入水平，显然不符合“高收入精英人群”的行业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抛开专业性的岗位要求，当下律所面临的营利难题其实是一个效率问题。
按照葛峰的描述，20名执业律师一年处理1000个案子，才能够完成200万元的毛利，但是如果一部分案件不需要到立案阶段就能够得到赔偿，是否意味着实际需要的人手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又或者是律所将进入法律程序之前的工作流程交给非专业人士处理，由此降低了用人成本，变相提升了毛利？
事实上，如果沿着解决效率的思路再看律所这门生意，则会发现当下许多行业乱象的背后，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赚钱效率的提升。
当律所成为“效率机器”
对于普通人而言，提到律所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西装笔挺的律师，但如今在律所工作，甚至声称“提供法律服务”的人不一定就是律师。
2025年10月底，已经失业半年多的小七，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律所的工作，而在此之前，他没有任何法律相关的教育和工作背景。“我本科学的是服装设计，毕业之后从事过物业、环境管理以及户外营地运营的工作。因为做营地亏了不少钱，所以去年在家休息了大半年，就想着找个工作干。”
据小七描述，他应聘的岗位主要负责银行信用卡/个贷逾期债务的诉前调解工作，但应聘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门槛。“一开始是人事简单了解了一下我的工作经历，然后介绍了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问我能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内容。然后就换律师来跟我聊，也没啥特别的流程，后面就入职了。稍微有一点要求，可能就是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征信记录。”
工作待遇方面，小七所在岗位的薪资构成为4000元底薪加债务回款的提成，“一般情况下，每天打够300个电话，月收入能够拿个7000元到8000元，运气好、遇到回款比较多的时候，单月收入也能过3万。”小七透露，律所给到的提成比例通常是10万元以下5%，并且提成比例会随回款金额的提升上浮，个人年度业绩破百万还会额外奖励10万元。
小七特别向惊蛰研究所强调，虽然回款难度极高，但他所在的律所明确要求，沟通全程需要依法依规，严禁辱骂债务人、上门追债。然而惊蛰研究所搜索相关资料时发现，并非所有律所都像小七描述的这样守规矩。
例如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上海市中某律师事务所就被多人投诉暴力催收和信息骚扰，还有消费者表示律所寄送的律师函中，声称逾期不还，律所可以直接查封本人个人及夫妻共同财产、冻结银行卡，直接将债务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而相关法律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拥有相关司法职权。
*图源：黑猫投诉平台截图
除了催收领域，近几年最具争议的“网推所”，也让法律服务行业的水越来越浑。
所谓“网推所”，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度依赖互联网广告投放来获取案源的律所运营模式。葛峰律师告诉惊蛰研究所，传统律所多为提成制，律师主要通过个人人脉获客，因此效率极低。而“网推所”通过投放网络广告，积累了流量优势，大大提高了案源的数量，但也因此存在一些弊端。
据葛峰律师介绍，“网推所”通过公司化运作，将传统律所的高度非标准化服务，拆解成了标准化流程，“比如他们会有人专门负责销售，有人负责谈案，然后再交给专业的律师负责办案，还有人负责处理客户投诉。”葛峰指出，这种公司化运作的分工模式虽然效率很高，但不太符合实际的办案逻辑，“比如谈案的环节是以促成交为目的，办案环节则是以解决客户问题为目的，这两个环节单独分开并且交给不同的人负责，而不同负责人又背负了各自的KPI，就很容易产生冲突。”
从成本结构上看，“网推所”依赖网络投放获得案源的做法，虽然提升了业务量，但也增加了成本压力和执行风险，最终导致本该被法律保护的客户遭遇更大的财产损失。而在追求盈利的目标驱使下，法律服务不可避免地出现商业化、流量化倾向，最终衍生出虚假宣传、聘用非资质人员等疑似违法违规行为。
例如今年3月，澎湃新闻就曾报道湖南昌旭律所，为获取资源与湖南推英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并向该公司提供律所执业许可证用于注册网络账号、宣传推广。法律咨询公司则通过夸大法律服务效果、低价收案、分段收费等方式，引导当事人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根据湖南长沙司法局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昌旭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承揽业务的违法行为，因此被处罚停业整顿六个月。
*图源：长沙市司法局公布的处罚决定书
回到行业本质，无论是成为“法律打手”还是追逐营收KPI的“网推所”，导致律所“走火入魔”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服务被打造成了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对于大企业而言，他们可以大肆采购这种标准产品，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律所也可以通过服务“标准化”，提高自身的赚钱效率。包括普通公民，也可以在理想状态下，享受到法律普惠的好处。
但事与愿违的是，当下“标准化”的法律服务，倒向了更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一端，成为了少数群体的“效率工具”。包括一些大企业的法务部也开始代行公关职能，用法律手段管控舆论风险。当律师函成为公关工具、诉讼变成商业竞争手段，甚至是一门生意，公众也在丧失对法律的信任。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更加频繁地探讨法律的重要性。但让真正关心“正义”和“真相”的人如何不再保持沉默，将是一个新的命题。
*葛峰、小七为化名
*本文为惊蛰研究所X澎湃号·湃客财经联合出品